编者按：

　　张伯苓老校长常讲：“南开有两宝，一是子坚(黄钰生，字子坚)，二是传鉴(喻鑑，字传鉴)。喻传鉴，著名教育家，蜀光中学首任校长，先后出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被誉为重庆南开中学柱石，他一生热爱南开、服务南开、情系南开、奉献南开、在南开工作了47年。

　　据《校风》记载，喻传鉴曾任北京南开同学会(南开北京校友会前身)会长。

　　喻传鉴于1906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是南开的第一届毕业生。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1919年毕业后，应校长张伯苓校长之召回南开任教，讲授英语和翻译课程，翌年，任教务主任。1930年9月因工作卓著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研究院奖学金，赴美攻读教育。1932年2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美时，他应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之邀一起赴英、法、德、瑞等国考察教育。1933年回国后任南开中学主任，对学校的体制、课程、教材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良好的成绩。1936年受张伯苓校长之托率人到重庆筹备南渝中学，从择地、购地、建校到开学不到半年功夫。1938年该校更名为南开中学。1938年他又兼任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他以代理校长之职回到天津主持南开复校事宜，在1945年10月31日开学，“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匾就是喻传鉴亲手挂上去的。复校后仍兼任天津、重庆南开中学主任之职。1950年重庆解放后他被任命为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后调任重庆教育局任副局长仍兼校长。喻传鉴把毕生的精力献给教育事业，他一生热爱南开、服务南开、情系南开、奉献南开、在南开工作了47年。

　　喻传鉴开始工作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年代，教育要适应社会的需要，教育要革新。在张校长的领导下，他对南开中学的教育革新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撰写了《南开中学之三三制》(刊登在1922年《新教育》第4卷第5册)，在文章的“现时之分科及缺点”一节中指出：“南开毕业学生虽升学者多，而未能升学者之生计问题，亦不能不预为之计，乃于民国七年，复增设商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开中学办学要研究办学的宗旨：如何使南开学子，“毕业后升学者不至有时间不经济之虞，辍学者不至有无所事事之叹，此南开当事人所急欲解决之问题也。”为此南开为学子们求学采取了分科制，以便“大学不设预科，毕业高级中学者，得入大学本科，一也。升学职业，界限分明，求学宗旨，不至混淆，二也。职业三年，得充分预备，三也。设立多科，适合个性，四也。”(摘自1922年4月19日《南开周刊》第34期刊登的喻传鉴先生撰写《我校之三三制》)南开中学实行三三制就是以办学宗旨对学科的授课时间和课业的内容进行了安排。南开的教育早在20年代就提出了在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的问题，这就像我们现在的职业高中和职业学院，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从这方面我们看到了南开中学的高瞻远瞩的教育思想。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喻传鉴在《第十八周年之南开学校》中指出“求教科之改良”要根据设立学科目标选择教材：在“教学方法”中指出“我国中等教育之不良，多归咎于师资之不善，及教授方法之失当。” 教师的质量、水平、师德决定能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钱学森先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一流人才?”就是在质问当今的教育怎么啦?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当今的教育理念及教师本身!对于用何等教授方法指出：“应加以精密之讨论，再求实施之方法”;在“各科研究”提出：“不可不有互相研究之事，藉收切磋琢磨之益。”在“成绩考核法”中指出：“(第一)宜用科学方法，定测验之标准。(第二)倘若没有公共的标准，教员自己亦当有一客观的准确的标准。(第三)教员给分宜加慎重。倘教师视评定成绩为繁琐讨厌的事，漫不经心，随意给分，则多得者不以为喜，少得者徒滋怨恨，都于学生学业成绩，发生不好的影响。(第四)平日宜多问，多加小试，且宜注重学生平日之工作。”(刊登在1922年10月17日《南开周刊 南开学校十八周年纪念号》) 喻传鉴在工作实践中按照这几个方面指导教育工作，使南开之教学质量得以发展。

　　在张校长的领导下，喻传鉴注重训育教育，也就是德育教育。他在《第二十周年之南开学校》中指出：“教育本身问题，统言之，亦不过是一训育问题。故言改进，先自训育始。”并提出训育的目标、方法、效果、责任的四点意见进行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a. 训育之目标 故吾以为南开训育方面，急应明白规定训育宗旨，使全校有所率从。b. 训育之方法 规定具体办法，以求增进训育之效果，与夫目标之实现。c. 训育之效果 其效果之及于学生也，不在一时而在终身;不在学校，而在离开学校之后。d. 训育之责任 故训育之良否，在主持训育者固责无旁贷，但吾甚望全体教职员，都能以身作则，俾收人格感化之效也。”(刊登在1924年10月17日《南开周刊 南开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号》)这些教育的理念是不是也应该成为当今教育管理者的借鉴，发展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全体教师真的应该自律，不要一味地向钱看。要提高自身素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教育影响学生。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不是挂在口头上，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只看最后一次考试分，以最后一次考试分数(升学考试)定终身。这种导向只能促使教师为抓升学率不择手段，毁了一代人!20年代形成允公允能的校训反映了南开德能兼备的教育宗旨：“德”就要出以公心，大公无私;“能”就要有为社会服务之能力。喻传鉴在1939年为四川自贡蜀光中学题写的校训：“尽心为公，努力增能”，是南开“允公允能”校训的体现。当年南开注重德育、思想政治工作，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培养出47位院士——人才辈出。

　　喻传鉴在1924年给高一、二和初三学生以《选科问题(三)商科》为题目的讲演中提出商业教育的重要性，希望“商人个个都注重道德。要作一道德高尚的商人。”“甚盼望从学校出身之新商人能注意此点，因是而增高商人之人格之地位。”(刊登在1924年5月23日《南开周刊》第95期) 1925年在给初三学生做题为《学风与国风》的演讲中提出：“学风与国风，关系至为密切者也。一国之学风实即一国风之雏形也，是以欲造成良好之国风，必先求有良好之学风。当为如何养成之?易言之，即在校时吾人应如何预备，庶出校后而能为实行改造之先驱也。愚见所及，计有五事：一，须有“耐劳苦”之精神;二，须有“求实际”之精神;三，须有“法治”精神;四，须有“群治”之精神;五，须有“大丈夫”之精神。五者备矣，则其人人格必高尚，志趣必坚定，出而应付社会，谓不能战胜环境，谓不能铲除恶俗，其谁信之?”(刊登在1925年3月16日《南开周刊》第116期)。在1925年4月他在南开初中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做工与享福》提到：“大家都知道做工是不舒服的事，享福是一件舒服的事。所以大家都想享福，而不愿意做工。可是我说要想享福，必须做工，不做工的就不许享福，也不能够享福。倘若无志愿，无希望，安居饱食，无所用心，还有什么快乐可言。美满快乐的生活，当求之于努力、冒险、创造之中。我的要旨是：要享福先要造福，要努力造福。常人爱享福而不知造福，是以享福者愈多，而可享之福则愈少。我们受过教育的人，所负责任更重。不要单为自己造福，还要为群众造福。”(刊登在1925年4月27日《南开周刊》第120期)从讲演中体现了喻传鉴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他47年如一日忘我地工作，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祖国培养了众多精英。他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天津、重庆、自贡三地，把教书育人看作是一种幸福，因此有着无穷的力量。

　　喻传鉴是张校长的得力助手，也是南开精神的实践者。他被称为南开的柱石和爱国的教育家。

　　摘自：张伯苓研究会，内容略有改动

　　原标题：喻音袅袅 薪火相传——记喻传鉴先生和他的女儿们